【我是这样做学问的】志于道，坚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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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77年，我考入山东大学英语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3年，我考取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我前往美国高校的英文系攻读博士。1994年我回到北外，到去年已经任教30年。

  我做学问的信条是“志于道，坚于行”。做学问从来不是朝夕之功，而是长时期的磨炼，要选准研究领域，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相伴的方向，坚持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经过执着的追求和艰苦的探索，就会收获成果，也会遇见同道。回望治学之路，我的感悟大抵有三。

  一是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需要倍加珍惜、加倍努力。

  我是努力抓住机会的人，绝不虚度时光，每时每刻总想着得干点什么，哪怕是往前挪一小步。我深知，学术上的成功离不开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严格的学术训练。

  从当知青下乡开始，我便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下乡的第3年，我担任了农村民办教师，白天忙于教学，晚上则开始自学英语。后来我被招工到了矿务局当老师，也几年如一日从未放松。我抱着《许国璋英语》，像做数学题般逐句分析语法结构，单是用过的草稿本就攒满了一大箱子。进入大学，我和同学们都憋着一股“不能被落下”的劲儿：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完操后晨读，尤其是冬天天还未亮，但校园路灯下早已站满了人；教室里，常常是班长“轰”着大家休息，否则谁都舍不得离开座位。

  在美国读博的日子，是我求学路上最苦的一段。作为该校英文系首位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我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每天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阅读量，密集的考试与论文写作，让我成了教室、图书馆、电脑房、宿舍四点一线的“赶路人”。后期我把5岁的女儿接到身边，时间更紧张了，只有深夜完全属于自己。我用3年时间便拿下博士学位，这样的速度即便是美国学生也属少见，靠的正是不敢虚掷光阴。

  二是一条道坚持走下去，路便会越走越宽。

  个人的学术之路，要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1994年我回国时，恰逢国内筹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借着参与相关学术活动的契机，我结识了众多学界前辈和同仁。那时，女性文学研究在国际上已蔚然成风，国内尚处起步阶段。我笃信“把自己所学与国家所需相结合”，从此扎根外国女性文学研究，一坚持便是30年。

  我始终认为，做学问要踏实，研究方向需相对专一，要始终保持学术好奇心，积极了解学科现状、关注学术热点、及时跟踪学术前沿，切忌朝三暮四、盲目追逐热点。若今天研究19世纪美国小说，明天转向20世纪英国诗歌，后天又跳到非洲文学，这样根基漂浮的研究走不长远。就像种庄稼，得先在自己选定的地里深耕细作，种出好庄稼以后，再考虑去别的地块。

  学者只有把学术做好了，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自己的学识积累多了，说话才有底气。外国文学研究本身属于“跨学科”领域，仅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外部研究，即探讨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就涉及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各个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在自己的“那块地”里不断往深处探索，同时积极拓宽视野，从多种理论视角交叉观察、兼收并蓄。这一切的前提，是对核心研究领域的通透把握。

  如今，依托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便利，外国文学界的中外学者交流更加多元和迅捷，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也对外国文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更深切地感到，中国学者要努力建构自己的原创性批评理论，既不盲从西方文学理论，也不闭门造车，而是在深入研究、准确认知、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经验和方法，形成兼具中国立场和国际视野的外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我们的声音。

  三是师者的治学态度与风骨，会通过学生一代代传下去。

  我从18岁开始当老师，我的父母、爱人也都是教师，我喜欢与学生交流，深知师者的学问、人品乃至教学风格，都会对学生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

  在北外求学时，王佐良、许国璋等老一辈学者的为人待物与治学态度，让我明白“好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幸跟着他们学习、仰望着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代大师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品德。

  王佐良在学界声望卓著，对学生非常客气，见到学生时一定是面带微笑的，那份谦逊让人肃然起敬。许国璋学识渊博，上课经常发散式提问，严慈相济，让人很受益，我每次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次命题作文，我写的第一句话是“不言而喻，这两本词典是世界上最好的词典”，结果被他批评了：“既然‘不言而喻’，那你为什么还要说？”但一会儿他又表扬了我：“这英语写得好，像一个典型的英文女教师的书法。”

  我在美国的博导是出了名的“苛刻老头”。我读博期间的13门课程成绩中，有12个A，唯一的B+就是他给的。我们每周见一次面，聊两个小时。他盯着我博士论文每一章节的进度，逐个设定最后期限，对论文的修改细致到标点符号，非常认真。

  这些师长的言传身教，也让我悟出一些带学生的方法。比如，北外硕士班课多人多，但我坚持将学生的期末论文批改后带着我的评语返还，评语包括对论文的整体评价以及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直到退休从未间断。当老师对学生真正上心时，学生当时可能会因被严格要求而有所抱怨，但日后总会心怀感激。常有学生告诉我，他们至今还留存着我当年的评语。生活对我最大的奖励就是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我最珍视的奖项莫过于2009年被北外硕士生评为首届“感动北外－我最喜爱的导师”。

  总之，做学问是件艰苦的事，但与学问相伴的日子苦中有乐。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会有所回报，一切付出都有所值。这条路，我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金莉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现任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曹元龙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