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举办,在欧洲时尚界刮起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佛像的衣纹线条、清朝官帽的顶戴花翎、汝瓷的天青色以及书法绘画的线条都被视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时尚服装设计和个性饰品制作领域得到广泛借鉴和使用。
早在展览开幕前,《时尚》杂志于1935年10月30日用一整版的篇幅梳理预测了伦敦艺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佛像的衣纹装饰和陶瓷的花纹色彩:现在,《时尚》正在预测中国的影响力。因为服装设计师已经从布料角度思考中国佛像,丝绸商人也正在将他们的调色板与早期中国陶器和绘画中罕见的柔和色相匹配……这里的两组早期陶器,让我们的眼睛看到了美妙的色彩突变(以前在英国从未见过),它们介于灰色和青瓷绿色之间,介于蜂蜜色和暖棕色之间,以及所有的白色色调。第三组是18世纪的明代瓷器,则展示了更熟悉的形状,更明亮的颜色,紫红色、珊瑚红和鳄鱼紫。
艺展开幕后,欧洲时尚公司旗下的设计师陆续赶赴伦敦伯灵顿宫参观展览,研究中国瓷器、绘画和挂毯的图案及色彩,希望从中找寻到设计的灵感,赋予服装及其饰品独特的东方元素。一时之间,欧洲的皇室成员、贵族名媛都以拥有一件中国元素的时尚单品为身份象征和品位追求。1935年12月30日,英国玛丽王后观看戏剧,她身着一件丝绸披风,披风颜色是可爱的深孔雀绿,上面手工刺绣了一条美丽的龙图案。这件中国风的时尚披风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伦敦艺展激发了英国设计师的创意和灵感。英国著名设计师罗纳德·莫雷尔曾在伦敦的博物馆中花费12个月的时间学习中国色彩和设计。1936年1月,伦敦春季首场时装秀在梅费尔区戴维斯街35号的罗纳德·莫雷尔沙龙举办。此次沙龙受到伦敦艺展的深刻影响,其中一件时尚春装的设计元素就来自中国瓷器的色彩和纹饰:
戴维斯街35号最成功的设计,是一件浅宝石蓝色的绸缎晚礼服,礼服的下摆、领口和紧身外套上的刺绣都模仿自一个古老的中国花瓶……白色绣花欧根缇罩衫配蓝色套装,鲜艳的绿色花饰彰显了中国的影响。
2月,另一件时尚春装受到杰奎琳·霍华德的青睐,再次证明了伦敦艺展对英国设计师的强大影响。莫雷尔详细阐释了设计灵感的来源,并高度评价了设计的艺术水平:这套由外套和连衣裙组成的晚礼服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而且永远都是。它采用米白色丝绸和淡绿色绸缎制成,灵感来自一件唐代的瓷壶——在衣袖、下摆和前襟处均有雅致的绗缝细节,设计极为精美,领口和腰带优美贴合。
事实上,伦敦艺展对于英国乃至欧洲时尚界的影响,几乎遍及各处。大者如晚礼服、披肩、西服等,小者如鞋子、饰品等,比比皆是。例如,一双无后跟的拖鞋,本是卧室里的普通物品,然而当设计师将自然卷起的鞋头和高高的鞋跟侧面布满华丽的刺绣时,它们就变得十分优雅,且极具东方韵味,从而成为新的时尚艺术。1936年4月,《西部邮报》刊载的独家设计,一套引人注目的黑黄相间的服装,配上一顶中国帽子,再次说明新的东方时尚是多么吸引人。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让·巴杜也对媒体坦言,在其设计中体现了一些中国元素,尤其在服装色彩上受到伦敦艺展的影响:我推出了两种新颜色,反映了伦敦中国艺术展的影响。这两种颜色分别是“洋兰”和“春绿”。“洋兰”是一种带粉色调的淡紫色,“春绿”则是一种带黄色调的绿色。这两种颜色在我的单色日装、晚装和帽子中都有出现。
此外,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家具市场上,东方风格的家具正在重新流行。一些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古色古香的中国木制躺椅。英国的许多家庭主妇都发现,拥有几件精选的中国风格艺术品来装饰房间的某个特定空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在一张边桌上摆放一尊铜佛;又比如,在一个青铜花瓶里插上花枝;再比如,在白漆壁炉架上摆放一尊白瓷丰收之神,他面带微笑,慈祥地注视着那些被称为麒麟的神奇小动物。英国绅士的审美品位也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寒友》第2期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自从中国古物在英伦公开展览后,无形中,英国绅士们对中国的书画感到了一种好奇和兴趣;现在英国家庭中,都以挂上一两幅古香古色的中国画为时新,他们爱好精美的扇面册页,或小型的立轴横幅,悬挂或放置在光线充足令人注目之处,好像非此物不足以代表彼等绅士身份的色彩……他们最喜欢山水,次花卉,再次人物及佛像,笔法方面,最喜欢笔调简单而生趣盎然之作。山水等幅,约值二十五磅,而工笔的仕女、佛像等,售价仅三四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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