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间的回响

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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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龙江日报）

转自：黑龙江日报

□杨勇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沾别拉》的小说文本。小说以黑龙江省森工集团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为背景，讲述了沾别拉流域三代林业人的历史境遇、命运沉浮与生活变迁，真实地呈现了新中国东北林区的发展进程与顺应时代的转型巨变。

阅读这部小说，我能感觉到作者那双审视历史的眼睛是真实在场的。小说鲜活的叙述语言、林区生活场景的扎实再现、丰满的细节经营以及生动的人物塑造，让林业工人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演进可感可触。在“伐木时代”，祖辈杨继业生活在日本侵略之下的林区，最后为保护森林英勇抗争，双腿残疾。父辈一代杨石山、姜占林、曲二手等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代林业工人，在国家百废待兴时期，他们奋战在采伐第一线，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转型时代”的洪流中，父辈一代陷入困惑与迷惘，生活困境也随之而来，他们开始迎接生存的挑战。而孙辈一代——杨春洛、高守利、葛丹、潘望、杨夏璎等人，遇到的是林业转型期和生态时代挑战。作家并没有平面化地图解林业变迁史，而是对林区冬日的采伐生活、塔台瞭望、防火灭火工作，林区风俗节气等进行扎实的书写。同时在主线叙述之外，穿插了鄂伦春人葛丹对杨春洛深沉暗恋与无私守护的情感线索，以及曲二手谜一般的身世经历，王良权的二姐被土匪劫持的传奇遭遇，佟豆腐对王知了的不轨行为及良心发现后最终在解救黑熊时丧命等往事。这些故事情节使得整部小说成为一幅立体饱满、厚重有力、摇曳多姿的画卷。

整体上看，这是一部严格按照历史进程与时间节点书写林区工人生活及林区变迁的作品，是献给无私奉献的三代林区人的赞歌。然而，作家在书写中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一个维度上，而是带着思考与前瞻性，对林区变迁进行了生态化眼光的观照与书写。这种“超前”或“朴素”的认知，赋予了小说深刻的意味。

杨石山是对生态系统关照的典型人物。二十年后，这位林区采伐能手，突然从挥舞斧头的自豪中发生转变。小说中写道：“他惊呆了，油锯掉落到地上。杨石山犹疑着低下头，仔细地打量那滩鲜红如血的东西——不是他眼睛出了问题，而是红松鲜嫩的茬口处，确确实实流出一摊血一般鲜红的液体。”这一情节略带魔幻，却真实反映了这位采伐二十多年的老工人内心深处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朴素，实则也是时代转型的必然预兆。此后的杨石山开始躲避采伐工作，用工资购买红松树苗上山种树。最终，杨石山倒在了栽树苗这一劳作的山林中。

杨石山上山植树这一情节，展示了林区人保护自然生态的觉悟，是这部小说尤为突出的部分。除了讴歌林业工人采伐资源、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作家薛喜君更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主题。这一点也与当今生态文学的书写相呼应。

实际上，西方的自然文学也是生态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是共生的。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在西方起步较早。世界性的大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人类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人类在快速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开始恶化的代价。在狄更斯的笔下，工业革命时代的伦敦就是一座煤烟蔽日的城市。西方一些具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开启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创作路径。生态文学强调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唯一和至上，强调用文学的书写来关注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的非虚构作品《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等作品，呈现了自然对人的教育与启示，以及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怀；也强调了在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欲望膨胀的人类社会中，避免异化、追求内心自由的精神境界。

中国农耕社会时期漫长，自然文学在当时十分普遍。浓厚的生态意识并非一种自觉的书写，而是那个时代的本然面貌，与中国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近现代化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修建铁路、开采矿藏、砍伐林木等行为逐渐增多。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开始恶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是人类社会普遍遭遇的问题。如今，地球上许多生态问题问题，都是人类过度开发与掠夺自然所带来的反噬。中国作家们显然意识到了以文学介入生态书写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如张承志、姜戎与我省作家迟子建等，均在此方面有所实践。

薛喜君的长篇小说《沾别拉》正是体现出了改变生态危机的使命感。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杨石山自上山植树直至死在山林中的故事。这位老伐木工用后半生一共栽下了三万五千一百零八棵红松，并用小本子记录了抚育树木的心得、树木成长的过程以及防治病虫害的方法。杨石山以行动宣示了人类保护地球的生态伦理。实际上，这部小说以大背景下的“天保工程”为依托，使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后代中得以延续。杨春洛、高守利与野狐狸“大美”的缘分，也是生态书写中的亮色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呈现出生态的美好与和谐。杨夏璎、潘望等人从事林下经济，种植与开发药用刺五加；葛丹等人种植寒葱，发展林下经济，这些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存方式。

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并非简单的环保文学，它们聚焦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保护地球，意义更在于实现众多生命形态的和谐共生。这其实是人类延续自身生存的必由之路。薛喜君的长篇小说《沾别拉》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