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地万物依于己”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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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 杨国荣

作为明中叶后形成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首先是由儒学发展而来的支脉，不过，它又趋向于使儒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从而在儒学的演化中表现出其自身特点。泰州学派的成员每每来自社会下层，包括农夫、樵夫、盐丁、陶匠等，这些构成主体主要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由此，泰州学派也关注普通民众，将其视为社会的现实主体。走向民间与确认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二者在泰州学派中融合为一。

泰州学派的奠基者王艮曾有如下名言：“满街都是圣人”。圣人是完美的人格，所谓“满街都是圣人”，当然并不是说街上遇到的所有人都已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而是肯定一般的普通民众，包括街上的路人，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应当成为被尊重、关切的对象。在泰州学派之前，王阳明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与人讲学，不能摆出圣人架子，“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传习录》）所谓“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也就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对待他人，其中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否定这种态度，则意味着肯定他人的内在价值，“满街都是圣人”可以视为以上看法的进一步发挥。当然，后者同时体现了广义上的平民观念，在引申的意义上，其中多少包含着每一民众都是自我的主体这一意识，它从一个方面具体展现了泰州学派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思想品格。

就学术渊源而言，如上述思想所表明的，泰州学派乃是从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而来。王阳明心学以心立说，又推崇良知，作为心学的主要观念之一，良知表现为理和心的融合。在“理”与“心”两者中，“理”侧重于普遍性的原则，“心”则更多地与个体存在相关联。在王阳明的心学中，以上两个方面彼此相涉。比较而言，泰州学派较多地突出了王阳明心学中重视个体性的这一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立场有其独特的意义。除了与儒学走向民间的趋向一致之外，以上观念同时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走向近代的中介：它既从一个方面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的沟通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中国近代接受启蒙思想提供了传统的根据。

与之相关，泰州学派首先比较重视个体之“身”，并提出了“保身”的观念：“知保身，则必爱身如宝”（《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这里的“身”不同于抽象的本质，而是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对“身”的注重，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个体的生命存在，涉及饮食男女等感性需要，包含自然之性等规定，与之相联系，肯定个体之“身”或个体的感性生命，同时包含着现实主体的注重。相对于传统思想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强调，近代的启蒙思想常常突出人的感性存在，并相应地肯定自然之欲的正当性，泰州学派对身的注重，无疑为接受近代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源头。

对泰州学派而言，个体的行为不应当只是机械地服从外在的规范，而是需要同时注重行为者内在的意愿。注重自我的内在意愿，以肯定主体的价值为前提。基于这一看法，泰州学派进一步提出了“以天地万物依于己”的结论。“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意味着在本体论的层面，将个体放在本源性的位置。在个体与天下的关系中，泰州学派更为强调个体的主导作用，在著名的淮南格物说中，王艮便指出：“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矩”相对于“方”而言，具有主动性和引导性：在作用于对象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总是以作为准则的“矩”衡量作为对象的“方”，而非相反。

肯定个体的主导性，蕴含着对自我力量的确认。就自我与天命的关系而言，泰州学派提出了“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的观念，强调个体具有“造命”的能力。“命”在传统哲学的理解中表现为具有一种必然性的力量，当然，在“命”状态下，这种必然性又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成为个体无法左右的外在力量。对泰州学派而言，个体固然受到命的制约，但同时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形成新的发展趋向：所谓“造命”，意味着个体的命运并不是既定而不可改变，其中包含着以个体内在力量抗衡外在天命的趋向。

泰州学派趋向于平民化，重视个体以及个体的自愿，突出自我的力量，反叛外在天命，等等，这些思想不同于主流的儒学，而与近代的启蒙思想呈现某种相通之处，可以说，它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思想的近代走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曾撰《新民说》，其中特别提到，该书“专述王子与其门下之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愿学在是，他虽有精论，未尝能受也”。这里的“王子”即王阳明，“门下”包括王门后学，泰州学派则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代表。在此，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已把王阳明以及泰州学派作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后者同时影响着他对近代思想的吸纳和阐发。事实上，泰州学派的思想在历史上确实构成了传统与近代之间沟通的思想中介。在今天看来，它的思想，包括对个体意愿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其中展现的对人的自由的向往，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更广义上对平民化的追求以及其中蕴含的平等意识，等等，依然呈现多方面的意义，这些观念在经过转换之后，可以成为建构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