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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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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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市场星报）

世人只知大师刘文典的狂傲，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学生们“俯首甘为”的热血柔肠。在西南联大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刘文典先生上课时注意到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学生衣衫单薄，他二话不说，回到家中就让夫人找出一件自己的毛衣，送给这位学生御寒。这件事让学生感念终身。

学生李埏读《唐三藏法师传》，这书是跟刘文典老师借的。读书时，李同学发现书页空白处满是批注，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书中还夹着一幅用毛笔画的老鼠。出于好奇，李同学请教刘文典老师，他亲切地解释道，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吃油。他本想打死它，又觉得它不过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讨生活是一样的，于是便用毛笔画了这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一次，因为陶光备新课太忙而忘记来跟刘老师汇报学业。不料，再见面时，他就被刘文典数落“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心中一丝不悦，正欲辩解，忽见刘文典一拍桌子，大声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将来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 转眼间，老师生气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状。见此情景，陶光彻底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老师的视自己为“吹牛的本钱”一语，激励着陶光一生勤奋。后来刘文典出版《〈淮南子〉校注》，特地叮嘱学生陶光为自己的著作用毛笔题写扉页书名。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是权威教授对自己学生的学术成就和书法成就的双重肯定。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陆续返回平津。在这期间，北平的燕京大学有意聘请陶光为国文系副教授，同时，在台湾的同窗许世瑛给陶光发来邀请，聘其为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47年底，他接受了同窗许世瑛的邀请，去了台湾。陶光的性格有些像导师刘文典，不适合当时台湾的政局，从而在台师院的工作与生活都不顺遂。仅仅五年，在情感崩溃和经济窘迫的双重压力下，他的病情急速恶化，最终，在1952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台湾，年仅40岁。

刘文典得知爱徒客死他乡的噩耗后，悲痛万分。他亲自为陶光撰写了一副挽联：“秘校寓言，庄生试看陶潜柳；灵均逝矣，楚辞痛损汉庭光。” 这副挽联不仅情真意切，更巧妙地嵌入了陶光的名字和他的学术专长。这副联语通过庄子、陶渊明、屈原三位历史文化巨人的意象，层层递进赞颂了学生陶光。在陶光去世后，刘文典因伤心过度，一度拒绝再为世人讲授《庄子》，因为他认为再也找不到像陶光这样能真正理解其中精妙的学生了。这件事深刻体现了大师与弟子之间超越寻常的深厚师生情谊，以及他对学术传承的极度重视。

作为刘先生的得意门生，陶光得到了刘先生关于《庄子》的真传，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先生的狂狷傲骨，但他终没能学到刘文典先生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而年轻的陶光有卓识无远见，仅仅是因为不满意“副教授”，而拒绝燕京大学伸来的橄榄枝，竟然为了一个“教授”头衔而去了台湾，以至于最后在台湾穷困潦倒。

作为知名教授的刘文典，黎明前，拒绝胡适为其安排的赴美签证和入境手续。他当时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他还引用了屈原《九章》中的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来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毅然决定留在新中国。此后，刘文典先生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于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人生百味，这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陶光先生最后的几年，肯定无数次品尝到了悔恨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