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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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贵州日报

卢志华 刘园园

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90年前，伟大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是我们党历史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决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并且在客观上，遵义会议还有力地打破了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的倾向。因此，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实现了更大程度推进和更加自觉地发展。

把握遵义会议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如果要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人们就需要以中国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具备中国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明晰中国的政治形势、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胸藏中国的厚重历史、熟稔中国的传统文化、深谙中国的民众心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就是极其杰出的代表。另一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努力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这在军事斗争上，就主要表现为不能死记苏联的经典战例、不能硬背别国的战争条例、不能空套他人的作战模式。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出现的一系列错综复杂情形，中国同志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同志也是极其杰出的代表。因此，在遵义会议上，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既是遵义会议的一大历史贡献，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

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遵义会议场景。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道必考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堆僵死的教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任何动摇、迟滞、否定，都有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惨痛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典型例子。尤其是湘江战役以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而湘江战役的惨烈程度又是世所罕见，因而也就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由此可见，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就是一个直接关乎党、红军、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障碍就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并且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就是一个反面典型。所幸的是，湘江战役之后，以改变错误的军事战略、战争决策、作战方针为重点内容，遵义会议果断、及时、初步地清算了教条主义，从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遵义会议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从遵义会议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够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对于中国革命而言，革命领导集团能否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尤为关键。只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革命领导集团才可以正确地领导革命群众，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真正地做到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结合实际、开拓进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结合实际、开拓进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链条，而独立思考则是这个链条上的首要环节。反之，革命领导集团不会进行独立思考，就一定办不好中国革命的所有事情。

从遵义会议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中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鉴于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更加需要提升独立思考的水平，以此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坚持好、运用活、贯彻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盲目地崇拜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错误何尝不是教条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另一种表现。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冠以“中国式”前置词的历史镜鉴、政治逻辑和现实考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以“独立思考”为基本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逻辑主线，以“中国式”为重大表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定能够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卢志华系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园园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专职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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