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探周易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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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彝

《周易新解》陈鸿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易》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中华现存的第一部哲理之书：第一部原创之政法经典，是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之经验总结，也是清明法治、趋吉避凶的智慧结晶。我在这本《周易新解》里做了义理性的新探索，尝试拓宽易学的视野。

　　易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分阴阳、互渗透而对应的。所谓对应，既揭示了事物之间相应的对比、对称、对等、对齐，也包括对立、对抗。它更强调事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和谐共进，即总体平衡反对一家独盛；因而更适应系统论、结构论的理论诉求，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学说的哲理需要，为人类的协同发展、安全互助提供了无限多样的方案选择。《周易》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趋吉避凶、预防为主的安全策略，慎狱恤刑、不侮鳏寡的刑狱理念；兼容并蓄、求变求新的革新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担当精神，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哲学原理，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我在《周易新解》中对此做了明晰的阐释。

　　我认为，人的价值在《周易》中被提升到与天地齐平的高度，肯定“天地之大德曰生”，“崇高莫大乎富贵”：这是“人”的觉醒。它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神圣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故神农、黄帝、尧、舜这些远古圣人都是终生劳动者，受到广泛的尊重。谁都不是出身高贵者，不是天生的圣人；他们是实干家，事业有成之后，才被民众推尊为圣人的。故而本书认为，古来的圣贤崇拜，就是对劳动、创造力的崇拜。对于这种创造精神，相传孔子所撰的《系辞传》中有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遗憾的是，后世并未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反而流向了空洞化、玄虚化。

　　在我看来，《周易》的六十四卦中也体现了礼、法、禁、令与罪、刑、狱、讼等法学概念，这同样是对人的尊重。它不语怪力乱神，把社会灾凶视为政局清明的指标，要求以良政善法为社会做安全保障：它指导在位掌权者担当起解除民生疾苦的责任，希望他们能“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利用正法”来形塑人、形塑良性社会。这里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的施政方针，有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的人性规范。事实上，先秦百家对刑狱的论述中《周易》是最早的。老庄没有提到过罪、刑的相应概念，墨子没有讨论过罪与刑的立法司法问题；后起的法家，倒是详明地阐述了自家的刑狱主张，但其中心思想是“唯法为治”论——它把法律裁决、军事裁决推向了极端。

　　狱政是是非善恶的社会聚焦，为万众所瞩目。政清法明刑简，历来被认为是从政者的底线。比如《贲卦·象》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丰卦·象》说：“君子以折狱致刑”；《中孚·象》说“君子以议狱缓死”……这里一再讲的就是明慎用刑、议狱缓死之狱政原则。《周易》的明罚敕法、慎狱恤刑、不侮鳏寡等一系列人性主张，明确了清明政治的价值取向，打造了法治话语表达的最初范式。比如《周易》第四卦“蒙卦”倡言“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清人黄宗炎对“利用刑人”的解释是：“刑土而陶，刑金而铸，必先正其模范，而后求肖焉。刑人亦犹是也，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可知“刑”的第一要义是“形塑”而不是刑杀，即规范人、塑造人。那么，要想形塑公民、形塑优质社会，其先决条件就是主事者先正其身，正身而后正法，正法而后正人。

　　《周易》书中认为，国家祸患之有无，责任不在庶民，而在“君子”，“正法”的社会责任在“君子”身上。“议狱缓死”，要求充分讨论狱情，不轻率判人死罪；“折狱致刑”，是说要析案折狱而后再定罪量刑，审理清楚而后才依法惩罚，不擅断、不刑人立威。“以明庶政”“以明罚敕法”的要求，为清明法治设置了理想路标。《旅卦·象》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不留狱”，正是对人的自由生存权的尊重。《豫卦·象》说“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任何法律，一离开民众的真心支持，不能契合人心，不能获得民众的实践支撑，必然失败。它的提出，标志着先民早已走出了同态复仇、等价复仇、血亲复仇的蒙昧。这些话语，在今天看来仍旧值得深思。